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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宋茶在日本的传播
来源: | 作者:wed | 发布时间: 250天前 | 741 次浏览 | 分享到:


    在唐宋,喝茶是件风雅之事。


     唐人喝茶,我们从陆羽的《茶经》中可管窥一二,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唐真身宝塔地宫出土的文物中,我们看到了一套完整的黄金茶道具,惊悉皇室御用茶道具的谱系讲究奢华,而唐朝壁画或仕女图的闲适样式则是宫中品茶的很好注脚。


   宋人开始普及喝茶,品茗分茶,在文人中间极为流行,引车卖浆者在市井大卖大碗茶。有李清照多首“分茶”诗为证,女词人喝完了小酒就会想茶,所谓“酒阑更喜团茶苦,梦断偏宜瑞脑香”,“当年曾胜赏,生香熏袖,活火分茶。”据说苏东坡一人就有80首饮茶诗,可谓茶痴,茶也给这位政治上颠沛的老人太多慰藉,著名诗句如众人熟知的“休对故人思故国,且将新火试新茶,诗酒趁年华”。


   唐宋是日本人派遣使者来东土求学最频繁之际,适逢中国最好的时候,他们将这份风雅带回了日本。日本人喝茶的起步,应该是茶文化的最高点,如今唐宋茶风在日本依旧留有遗韵。


  日本人初识茶德


   最初,茶是作为药品,被鉴真带到日本的。那时的茶,可能是被称为砖茶的中国古茶,边咀嚼边喝热水,因为是咀嚼茶,所以叫作“喫茶”。这样的砖茶,传到日本以后,被日本人研磨碎了,作为抹茶喝。平安朝的日本人大都喝这种抹茶。


    因为是鉴真和尚带到日本的,所以喝茶首先在寺院流行,喝茶就成了禅师修行的法门,茶与禅,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后来,到中国留学的僧人弘法大师,从中国带回来茶种,于是,有了本土化的山城栂尾茶和大和室生茶。《日本后记》卷二十四,言嵯峨天皇于弘仁六年(815)四月葵亥(22日),路过崇福寺、梵释寺,大僧都(僧官)永忠率众僧奉行,皇帝降舆、升堂、礼佛、赋诗,大僧都永忠亲手煎茶奉御,此为日本最早的饮茶文献。


   次年,永忠和尚便圆寂。而嵯峨天皇却留下饮茶诗篇:“吟诗不厌捣香茗,乘兴便宜听雅弹”;“避景追风长松下,提琴捣茗老梧间”。天皇、永忠一行于长松老梧间,吟诗弹琴,山木之烟火,山泉之水汽,山茶之香味袅袅然,化作茶烟,远离市井,起于林泉寺院。


   当时,茶作为时尚,还没有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在平安京东西市贩卖的物品目录中,没有茶。茶被看作是风雅之事,茶的药效还鲜为人知,被淹没在流行的“大抵闲人只爱茶”里了。平安时代的公卿、学者、文人菅原道真有诗云:“茗叶香汤勉饮酒,莲花妙法换吟诗。”


  可见,作为唐风之一的茶文化,主要还是在文人和僧人的小圈子里开花。唐亡,遣唐使中断以后,在日本国,唐风稍息,而国风兴起,茶文化就更难以大众化了。到了宋代,随着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增加,日本僧人又复兴了唐风。


    荣西禅师,从南宋归国时,再次带来茶种,种在背振山的灵仙寺;接着,还有僧人弁元,也从南宋携茶种归,种在骏和国,种出了骏河茶。荣西71岁时,用中国古文体写成《吃茶养生记》。他在书中说道,茶是养生的仙药,延龄的妙术,不可不知。茶若生于山谷中,则为其地之神灵;若采之人伦间,则可以长人命。他还说,天竺、唐土都以茶为贵,我朝亦嗜爱之,乃古今之仙药。作为仙药的茶,当然还是抹茶,荣西著《宋朝焙茶样》,言及台州末茶,有人遂以为日本抹茶来自中国台州。荣西在中国,足迹所至按顺序是杭州、明州、台州,台州为末,因而称台州茶为末茶,使人误以为如日本人自制的粉末状的末茶。


   镰仓初期,荣西再兴吃茶之风,提倡“茶德”,而有了寺院教化茶,为僧人受戒方便使用,还向庶民施茶,用茶的药效救济病人。镰仓第三代将军源实朝,因烦恼害酒,久醉不醒,荣西进茶一盏,并献上《吃茶养生记》,实朝醒来,心中感悦,便推广“茶德”,此为武士喝茶之始。荣西劝茶曰:“肝脏喜好酸味,肺脏喜好辛味,心脏喜好苦味,脾脏喜好甘味,肾脏喜好咸味”,如服用含有苦味的茶,心脏就会变好,病气自然消散。从此茶文化便在武士的心中,开出了苦涩的“茶德”之花。


从茶德到茶道


   荣西禅师宣讲“茶德”,认为“饮茶可使人高尚”。他说,修禅有三大障碍:一为睡魔,二为杂念,三为坐相不正。不除掉这三大障碍,禅便难以修成,尤以睡魔为甚,欲驱除之,饮茶是个良法。


   把饮茶从功利性的茶德,提升为艺术化的茶道,在日本是以一段禅宗公案为契机的。大茶人村田珠光也是一位僧人,他听说了“赵州茶”公案,顿悟“禅茶一味”,由茶入了禅的法门。


   所谓“赵州茶”,其实是一段公案,起于“赵州古佛”从谂。据说有一次,两人来参访禅师,从谂问:“来过这里吗?”一人答,来过。从谂说:“吃茶去。”另一人回答,没来过。从谂又说:“吃茶去。”后来,有僧人不明白,问道,为什么来过和没来过的,都让人吃茶去?从谂叫道:“院主”,僧人回应。从谂还是那句,“吃茶去。”有人问,如何是佛法大意?他还是回答:“吃茶去。”


  客来了,请“吃茶”,乃尽主人本分;“吃茶”了,客要走,也是平常心。佛法教人的,就是要尽本分,用平常心,使人的存在,像“吃茶”那样单纯。


   珠光和尚,由于参禅时经常瞌睡,听从了医师建议,用饮茶来疗治,果然见效。后来,又读了荣西禅师《吃茶养生记》一书,而受了启发。他觉得饮茶非同小可,便打算为喝茶立些规矩,一休和尚闻知,问他:你自己知道应该以怎样的心情喝茶吗?珠光答道:如荣西所言,为了健康。一休听后,便讲了“赵州茶”的公案,问珠光有何想法,珠光一时语塞。一休命人上茶,村田珠光刚想接,突然茶碗掀翻,一休喝道:“不管心情如何,为喝茶而喝茶,还立规矩做什么用!”珠光顿悟,欣然曰:“柳绿花红。”珠光以花喻禅,悟出了茶道的根柢,从此,放下万念,“吃茶去。”


镰仓时期的斗茶


镰仓时期,日本民间就流行聚茶斗茶,日语叫“茶寄合”。


   以茶会友,淡化了平安贵族刻意风雅的诗趣,游兴反而活泼起来。当时,有一种时尚叫作“无礼讲”的茶聚形式,也叫作“破礼讲”、“随意讲”,也就是不分贵贱、不别上下的饮茶聚会,有点像我国魏晋时候的“清谈”。这种茶会,由茶人轮流做东,因此,也称为“顺茶事”、“顺事茶会”、“巡立茶”。


   一开始,茶会只是营造一种谈话的氛围,讨论一些日常事务。话题有祭祀、分配用水、纳税等等,也可能会涉及政治。后来,它竟然发展到了令政府担忧的程度。到了日本的南北朝时代,足利尊氏终于在建武三年(1336)十一月颁令禁止“茶寄合”,禁止令出于足利幕府统治的《建武式目》。其中第二条言明,因群饮佚游,“及于莫大之赌,其费难胜计者乎!”所以禁之。


   所谓“莫大之赌”,有人曾经描绘了当时的情形。一大堆人,先在客殿大吃一顿,接着就到吃茶斗茶的奇殿异栈之地,眺廊四方,望月兴叹。缅怀一通佛法后,便陈列无数赌资。接着,主人的儿子以建盏赐客,左提汤瓶,右握茶筅,从上位至末坐,献茶次第有序。然后评茶,茶少汤多则说“脚散”,茶多汤少则说“粥面聚”等等。参与斗茶的人无不喟叹曰:“诚以有兴有感,谁不玩之哉!”茶礼将终,则退茶具。再调制美肴嘉馔,劝酒飞杯,豪饮无羁,以至于主客醉颜如霜叶之红,狂状似风树之动。或歌或舞,增一座之兴;又弦又管,惊四方之听,极尽食色之美。


   斗茶的过程,略言之,大抵可分为两类。一类专门辨别本茶和非茶,另一类则不论本茶非茶,都要一一加以分辨,而非仅在本茶和非茶之间进行区别。种茶本是因地制宜,饮茶为何有本非之分?


   此分别缘自栂尾茶的来历。《异制庭训往来》说:我朝名山者,以栂尾为第一也。当年是荣西将茶籽赠与栂尾高山寺的高僧明惠上人,种出了日本闻名遐迩的栂尾茶。栂尾山,也因其自然条件宜于种茶,且与佛有缘,而成为日本茶的圣地。因此,斗茶上,茶人皆以栂尾茶为本茶,而其他地方产的茶,均为非茶。本茶与非茶,悬殊很大,当时人纷说:如以玛瑙比瓦砾,如以黄金对铅铁。


   参与斗茶的几种本茶与非茶被一一点完、喝完、作答,然后分别记录下来。猜对的,就在答案右侧画一条微向右斜的线,这个记号就叫作“合点”,错了就不记,最后,在表的下方统计得分,算出胜负来。这一过程,就是“茶寄合”。


   对于“茶寄合”即斗茶的评价,不能一概而论,要有所区分。如农民斗茶,基本是为了赌输赢;文人斗茶,同样是赌,但要表现为流连诗画之风雅上的赌;武士斗茶,则是一掷千金的竞豪奢。其奢华程度,日本的军记物语《太平记》中有记载。战国时代,武家之族,以刀发财,富贵日来百倍,虽有锦绣铺地,却无片刻安心。因此,战时的“杀”,也是赌,是战场上之赌;平时的“赌”,也是杀,乃赌场上之杀。精神沉沦于黑暗里,日日在“杀”与“赌”中,循环不已。


   “杀”与“赌”的代表者,是一名大将军佐佐木道誉,物语说他天天结众以茶会,日日“寄合”,极尽奢侈。调百味之珍膳,饮百服之本非,挂轴宝物如山堆积。吸引人的不是茶,而是为数几千万堆积如山的赌物或赌资,此外,醇酒美女,不一而足,这就是《建武式目》第二条为何要禁止“茶寄合”的原因了。


   “日常茶饭事”的茶之心


   日本人把常见不稀奇的事儿,叫作“日常茶饭事”。


   茶和饭,本为两事,也能合在一起,如有名的“奈良茶饭”。茶饭,将煎茶注入饭里,再加以豆类、陈皮、栗子、野芋芽等。为坐夜船的旅人卖茶饭的奈良茶船,还有一字排开的“御前奈良茶”招牌的茶店,在日本都很有名,连俳句都要抬举它们,以为奈良茶里有灵感。


   据说,松尾芭蕉曾戏言:“奈良茶吃三石,而后始知俳句之意味。”为什么俳句师会喜欢奈良茶饭?原因有两点,一是茶饭平常,二是茶饭朴素,如果有人不甘于这平常而朴素的奈良茶饭,那就意味着此人不是俳句师。“寂月澄清寂斋里,奈良茶饭唯一哥。”这是芭蕉有名的俳句,要从百姓日用中,用平常心去感受“寂”,因此,奈良茶饭就是“寂”的象征。


   寂,是时间凝寂在空间中,一瞬间,感受生命之不动。那是忙里求闲一样的“闲寂”,是从天天要做要吃的茶饭中求“闲寂”,而非无聊之“寂”。“闲寂”在生活中带有审美的意味。


   吃茶和吃饭一样,正是日常生活本身,日本人便从日常茶饭中寻思。喝茶有茶道,茶叶要碾得精细,茶具要擦得干净。茶道要用花来点睛,而花则因人而异。不同的人,要据其名望、地位、辈份,来选择合适的花。


   茶道的核心是禅,是世俗化的禅,它把禅从寺院里解放出来,带到露地、草庵和世俗生活,把脱俗的禅僧,转化为在家的茶人,使禅亲近庶民。


   “茶禅一味”,是由村田珠光悟出来的。而珠光本人,便是个还了俗的和尚。他11岁时,到奈良出家。20岁时,因厌倦了出家生活而还俗,漂泊了10年。他30岁时,来到京都,投在一休门下习“禅”。一日,珠光用自己心爱的茶碗点茶,一休突然用铁如意棒击碎之。珠光不动声色,一休叹曰:禅也在茶中!一休圆寂时,便将他收藏的宋代高僧圜悟克勤手书的墨迹传给珠光。珠光将墨迹挂在自家茶室,供奉于壁龛,而悟出“佛法存于茶汤中”。


  他用平常心,将茶与禅、庶民茶和武家茶以及茶的“和汉之界”调和起来,使唐物庄严的书院式武家茶,变成了日本化的庶民之“日常茶饭事”。


  室町时代,足利氏政权开始了日本和明朝之间的勘合贸易。贸易中,大量“唐物”渡来,其中包含了书画、茶碗等茶道具。日本将中国传过去的宝物统称为“唐物”。


   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和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尤好唐物,他们的藏品一览表——“君台观左右帐记”中,记述了大量的书画上品和精美的陶瓷器茶道具。其名贵之茶碗,竟令人叹为观止,有“曜变,建盏之内无上也”、“油滴,第二之重宝”的记录。珠光与足利义政交往很深,但珠光却主张淡化唐物。他认为,茶之达人,其理想应趋于淡然之境,趣味盎然于心或诉求审美,而非“唯物”。


   审美之眼,从以唐物之豪奢为极致之美,而转向内心,珠光没有主张两者对立,而是强调,与其以圆满具足、完美无缺的唐物庄严的世界为人世最高之理想,还不如将就一个属于“日常茶饭事”的不完全的、不具足的、有欠缺的美的世界。


   正是这种内心的美和日常生活的美,启发了千利休发明草庵茶。那时,许多人都认为,茶之汤一定要使用古老器物,要注重该器物为何时何人所做,以及何时何人曾用过,总是把古老的文物摆在自己面前,千利休认为这是错误的。他说:“水与汤可洗净茶巾与茶筅,柄杓可以洗净内心”。在真正的“日常茶饭事”实用领域和内心世界里,古董无足轻重。


唐茶在日本的本土化


   村田珠光病逝那一年,武野绍鸥出生了。


   绍鸥,是当时的堺(大阪府)之町众,即商人。作为一名著名的商人,以其财力拥有数十种唐名物,尤其是茶道具,被时人誉为风雅者。然而,他却把物风雅放下,将歌心举起,开始吟诗品茶。他觉得自己的灵魂里有一种珠光式的美,那是幽玄空寂之美,这种美,有些苍茫和萧瑟,如秋之夕暮,枯叶飘飘落在茅屋上。


   武野绍鸥开始改革日本茶道,对唐物开始了“草体化”运行,或者叫本土化的开始。茶道的“草体化”,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像书法一样,从楷书向行书、从行书向草书渐进——从禅院茶向书院茶、从书院茶向草庵茶,越来越“草体化”。


  “草体化”的姿态,就人而言,是自由之姿的展示;就物而言,是本土自然化的还原。日本追求自由的展示,是以隐喻的方式,通过本土自然化的还原,来显现自己的超越。而本土自然化的还原,则先将水墨画还原为白纸,再将白纸还原为泥土,一旦回到了作为原料的泥土,自然而然就显现了“墙”的本质。因此,茶室的墙,要回到它的原材料,与此相似,茶道具也应回到用竹木材料制成的原生态。


   清晨,雪花飘落,堆积枝头,绍鸥踏着积雪,步入茶室,从容地将盛满清水的容器置于榻榻米上,点一支香,燃起木炭,煮水沏茶,开始了唐茶本土化的演绎,茶道的日本样式由此确立。